因为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到诸葛亮辅佐自己，所以我们也自然感觉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非常好。其实在刘备生前两人还有过不合，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治国，而且诸葛亮的成就基本都是在刘备死后得来的。如果给诸葛亮换一个东家，蜀国前期的命运改变可能并不大，但是到了后期老一辈都死了蜀国可能也就气数已尽了。

从三顾茅庐后的《隆中对》，对孙权称帝后的《中分天下盟》，两篇作品中的战略思想基本以刘备之死为分界线，贯穿了刘备集团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兴衰史。宋室南渡后，刘备的正统地位得到空前强化，跻身于“四大奇书”的《三国演义》更是将诸葛亮推上了神坛，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鱼水之情也成为了千古君臣的楷模。但是，刘备奉《隆中对》为“国策”的行为却掩盖了另一个事实：刘备生前对诸葛亮的信任与倚重事实上是被后人过度夸大了。

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

诸葛亮的核心地位其实直到刘备病逝、吴蜀联盟重新达成才真正巩固，也就是说，《隆中对》战略奉行的时候，诸葛亮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;而等诸葛亮真正掌权之时，《隆中对》战略已经变成了《中分天下盟》战略——虽然《中分天下盟》建立在诸葛亮对《隆中对》的修改之上，可以视为《隆中对》的一个“改良版”。

改良后的《隆中对》战略

细论诸葛亮的功绩，大致有以下几方面：外交上和吴抚蛮、内政上明法任贤、军政上治戎北伐。可以看出，这些功绩基本都是在刘备死后才逐渐达成的——在刘备生前，诸葛亮的两大成就一是提出《隆中对》战略，二是建立孙刘联盟，但这二大成就均因关羽失荆州及刘备伐吴而夭折。并非刘备生前诸葛亮不善谋也，实在是当时诸葛亮未受重用。

诸葛亮的第一功，是建立孙刘联盟

诸葛亮之所以在投靠刘备前期并未受重用，也在常理之中。刘备戎马半生，而诸葛亮初出茅庐，在没有足够的军功之前，一纸《隆中对》也很难让他立刻成为谋主;反而是刘备“与亮情好日密”，致使军中元老关羽、张飞不悦，三人的矛盾也就此埋下伏笔。赤壁之战中，诸葛亮并未直接参与军政，其功在于出使孙权建立孙刘联盟，这是诸葛亮威望之始，却又加深了关羽之妒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对此评价到：“昭烈之败于长坂……羽不能有功，而功出于亮。刘珂曰：‘朝廷养兵三十年，而大功出于一儒生。’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(鲁)肃，因之忌吴，而葛、鲁之成谋，遂为之来裂而不可复收。”

赤壁之战后，刘备坐收荆州四郡，诸葛亮的职责依然只是“督零陵、桂阳、长沙三郡，调其赋税，以充军实”，也即是内政。如果说《隆中对》与建立孙刘联盟所展现的分别是诸葛亮的战略眼光与外交手段，诸葛亮从事内政也是情有可原，那之后刘备对庞统与法正的态度就令人沉思了。

庞统不死，天下未必竟三分

刘备平益州，选择让庞统随行入蜀，后庞统死于雒县之战后才宣诸葛亮随行;之后刘备执意东征，诸葛亮又叹曰：“法孝直若在，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;就复东行，必不倾危矣。”由此可见刘备心中，对庞统、法正的任用与器重，至少是不亚于诸葛亮的，尤其是睚眦必报的法正，诸葛亮甚至因为其受刘备“雅爱”而对其无可奈何，以至于发出了“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”的感叹。个中委曲，民国时期历史学家田余庆曾有精辟论述：“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，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。”

也就是说，刘备之发迹，只取诸葛亮之《隆中对》，却并未真正重用其人;而即使在外交内政方面，诸葛亮也一直受到关羽的掣肘，刘备的“鱼水之喻”不能不说是有些水分。然而，庞统、法正均早夭，刘备帐下三大谋士仅存诸葛亮一人。刘备临终之时关羽、张飞等蜀汉元老均已亡故，此时“召亮于成都，嘱以后事”从主观上未必是违心之举，但从客观上却是唯一的选择。

刘备之死的结果便是诸葛亮初步掌权。此时荆州已失，国势已破，诸葛亮当即放弃了《隆中对》战略，并在孙权称帝后承认其帝位、订立了《中分天下盟》——属于诸葛亮的时代，终于开始了。其实作为刘备托孤大臣的不只有诸葛亮一人，还有刘璋旧臣李严。不过无论是在蜀汉国内还是在孙权眼中，诸葛亮也已经是蜀汉事实上的无冕之王。邓芝出使孙吴时，孙权尚担心“蜀主幼弱，国小势逼”，而邓芝的回答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蜀主刘禅：

新《三国》中邓芝的戏份都被马谡抢去了

“吴、蜀二国四州之地，大王命世之英，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。蜀有重险之固，吴有三江之阻，合此二长。共为唇齿，进可并兼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，此理之自然也。大王今若委质于魏，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，下求太子之内侍。若不从命，则未辞伐叛，蜀必顺流见可而进。如此，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。”

邓芝将诸葛亮的“一时之杰”与孙权的“命世之英”并列，孙权的反应是什么呢?孙权默然良久，说了一句“君言是也”。自此之后，《中分天下盟》成为吴蜀两国共同的战略方案，直至蜀汉灭亡前夕。诸葛亮以《隆中对》成名，但真正造就他的，却是并未实现的《中分天下盟》。《隆中对》见证了诸葛亮的出山，但真正见证他成为千古名相的，却是《中分天下盟》。这不得不说是颇具历史沧桑感的黑色幽默。